中医学术传承论文范文 第1篇
1创设背景图形，激发学习兴趣
万事开头难，怎样讲好第一堂课关系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激情和态度。中医学和现代医学是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学科，且学生已有2年多西医基础知识，现代医学的理念早已先入为主。怎样消除学生的排斥心理，让其相信中医、走进中医，激发对中医的兴趣，精心设计第一堂《绪论》课显得至关重要。例如，从一个轻松的话题开始：“大家看过中医、服过中药，印象中的中医是什么？”当学生七嘴八舌的讨论时，一副清晰的画面展现出来：一位神情严肃的白胡子老者，右手指放在一位表情痛苦老妪的左手腕上，下面有一个蓝色的小枕头。采药、煎药，实施针刺、艾灸、推拿，炼丹，创伤手术等一幅幅画面展现出来，学生一下子明白，这就是中医。自然而然地引入正题，变枯燥乏味的中医学的概念和理论为通俗易懂的生活现实，不仅仅完成了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和热情。
2引入生活情景，化解教学难度
中医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淀，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天地人，与文史哲，与儒道佛，与政经社等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人文内容的，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医学理论、哲学与传统文化为一体的综合体系。中医学吸收了古代哲学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将气的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内容来阐明中医学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哲学的内容以“抽象深奥、晦涩难懂”而著称，五行学说是先民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怎样将复杂抽象的五行生克关系直观地展现在学生们面前？通过情景教学引入大家生活中熟悉的“金木水火土”5种具体物质，联想现实生活中木材点燃产生火焰，即木生火；火燃尽后变成灰烬即火生土；大量的矿石通过冶炼变成少量纯的金属，即革土成金；金属熔化后变成液体类似于水，即金生水；雨水充足，树木生长茂盛，即水生木。即为五行中相生关系。水可灭火，即水克火；高温燃烧可使金属熔化，即火克金；金属制成的工具斧子可砍树，制成各种模具，即金克木；大量的植树造林可防止水土流失，即木克土；都江堰解释了土克水。而且生中有克，克中有生，达到制则生化。自然界就是按照五行之间生克制化关系达到动态平衡，生生不息，变化发展。学生恍然大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掌握了五行的生克关系，激发了其学习中医的激情和兴趣。
3再现历史画面，丰富教学内容
中医学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典故，如神农尝百草，一天而遇七十毒，反映了当时先民们积累药物学知识的艰辛。在讲《黄帝内经》这部医学巨著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其历史地位的认识，穿插“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典故。古代大的游牧部落黄帝联合炎帝，与九黎族大酋长蚩尤决战于涿鹿，即逐鹿之战。蚩尤战败而亡。黄帝打败炎帝，两部落融合为统一部落。同时发现中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特别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他们决定定居中原，统称为华夏族，用龙作为图腾，故其子孙后代被称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在面对外国强敌侵略而处于亡国亡种的危机下，以“炎黄子孙”为旗帜凝聚中华力量，驱逐侵略，战胜列强。这样再现历史画面，既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又潜移默化地激励学生们发奋图强，传承和创新中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
4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习动力
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思维是从疑问开始的，一番疑问，一番长进。”设疑能使学生从原有的知识结构中产生矛盾，激起思考的欲望。课堂中教师恰当地设疑能让学生产生悬念，不仅可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还培养观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提高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课堂中教师设疑及释疑不仅能让学生在成功的喜悦中掌握知识，还能培养科研的思维能力。教学中运用问题将多个知识点连贯起来，层层设疑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引发一个又一个的学习高潮。例如在讲肝功能时，防止与现代医学的肝脏生化功能相混淆。设计了如下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肝病的患者心情急躁，为什么人生气后食欲下降、头晕眼花、两胁胀痛，带着疑问，在讨论中，学生明白了肝藏血，因为肝为血窦，储存一定的血液，调节外周血量，又能防止出血。现代医学认为，肝也是人体的外周血液的储备库，能合成一定的凝血因子以防止出血。而肝在五行属木，具有木行的喜调达，恶抑郁，主动主升的特点。这是肝主疏泄在调畅情志方面的.功能体现。当肝气郁结则心情郁郁寡欢、喜叹息等症状，为肝气升发不及的表现；若肝阳上亢或郁而化火则升发太过致气机上逆，故头晕眼花、耳鸣甚至昏厥。肝经布胁肋、循乳房、绕阴器，故肝失调畅时其循经部位出现胀痛。木克土，病理情况下肝木乘脾土，致脾运化减弱，故患者出现纳差。随着一连串问题的解决，学生也明白了中医要求高血压患者调畅情志，情绪波动易致卒中偏瘫的缘由。课堂中学生们热情高涨，接连提问，那怎么治，前者柴胡疏肝散加减疏肝，后者天麻、钩藤饮加减平肝。这样通过设疑、讨论、释疑，使学生轻松地理解和掌握了难点内容，又有培养了中医辨证的思维能力，激发了学习中医的热情和信心，创造了师生互动的良好氛围。
5虚拟自然环境，增强教学效果
虚拟一定的环境，启发学生大胆设想，使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赋予生命。在方剂学的教学中，要求学生记忆几百首方剂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等，量大、易忘、易混淆，怎么办？采用虚拟场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例如，讲“三仁汤”时，让学生想象在一个天气炎热、雨水充足的长夏，杏仁、薏苡仁及白蔻仁3个好朋友去郊游，走进一片茂密的森林，湿气很重，地面很滑，大家不小心，脚下一滑，扑通一声倒在湿地上，这时互相帮助，终于克服湿热，重新站起来了。这样大家轻松地记住了“三仁杏蔻薏苡仁，竹叶朴通滑夏存，宣上畅中又渗下，三焦湿热尽能除”这首方歌，而且记住了湿热壅于上中下三焦的主治，清泄三焦湿热的功效。
6引入临床病例，培育思维能力
中医学内容抽象、深奥，加之生僻的专业术语，学生们更加云里雾里，怎样突破教学难点，恰当地引入临床病例，再现疾病的症状、舌象、面色等四诊资料，学生犹如面对真实的患者，使教学内容直观、具体、形象。如在讲“同病异治”时，学生表示不可理解。在教学设计中引入临床病例：2例患者都以“皮肤黄染”就诊，李某面色金黄有光泽，自觉身热，出热汗，伴口干口苦，纳差，大便干结，小便短赤，心情急躁，舌质红，苔黄厚干，脉滑数有力；王某面色暗黄欠光泽，畏寒无汗，口淡纳差，大便稀溏，胃胀不适，舌质淡红，苔白厚而润，脉滑，重按无力。通过对上述2例患者的病情资料分析，学生很容易理解对他们的诊断。病名：黄疸；证型：李某阳黄（肝胆湿热型），王某阴黄（脾虚寒湿内壅型）；治法：李某清热利湿退黄，选茵陈蒿汤加减；王某健脾化湿，选茵陈术附汤加减。“同病异治”的解释就显而易见了。这样通过恰当的临床病例，学生们既轻松地理解并掌握了所学内容，又潜移默化地培养中医辨证的思维能力。
中医学术传承论文范文 第2篇
医学属于实践科学，以生命为其研究目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之后，并没有沿着“解剖”的路线发展出与其相对应的生理学，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方士”的影响下，与古代“天人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化学说”为学术特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界曾对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构建作出努力，但最终因无法对解剖形体作出合理解释而失败，以至民国时期，中医界人士也开始怀疑和批判中医“生理学”的合理性。通过了解中医“生理学”的学术沿革，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医学解剖形体与气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完善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中医生理学的内容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
《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的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生理学的概念
“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中医学术传承论文范文 第3篇
摘要：
已传承上千年的中医药是我国极具特色的卫生资源，也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各大中医院校在积极探索中发现，培养中医拔尖人才对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湖南中医药大学所设置的中医拔尖人才班为例，浅要分析目前中医拔尖人才的培养现状，这种培养现状所带来的利弊和解决弊端的措施，以及对中医学子的展望。
关键词：中医人才；拔尖人才；现状；利弊；措施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前进和发展，人们对于健康与疾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于医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更多心血。中医学作为我国本土医学，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兴起和发展，中医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如何振兴中医事业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振兴的关键在于中医拔尖人才的培养。湖南中医药大学本着培养具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中医拔尖人才的目的，建立中医临床拔尖人才班。
1、中医临床拔尖人才班现状
目前，湖南中医药大学对中医拔尖人才的培养主要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即学校在学生完成大一对中医基础课程的学习后，通过对学生的笔试与面试选取对中医有浓厚兴趣的具有中医临床思维的学生进入中医临床拔尖人才班。与其他班级不同的是，首先，该班级增添了许多如《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心悟》等中医特色课程，并安排高年制老师进行教学。其次，在课余时间，学校给学生安排了一系列来自从事临床工作数十年的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名师的讲座。并且对学生本科阶段的培养实行双导师制，配备基础导师和临床导师，即1~3年级一对一跟从基础导师学习，4~5年级一对一跟随临床导师上临床进行学习。
2、培养方式的利弊
建立中医临床拔尖人才班的成功之处在于，学校把对中医有兴趣的学生聚集起来组成行政班级，对该班级进行统一的管理，可以制造浓厚的中医学习氛围，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为中医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人才。处于该班级中的学生也能够获得比普通班级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且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良性竞争可促使人向上。本科阶段的基础导师可为学生的学习答疑解惑，从而稳固中医基础知识，避免学生走弯路，而临床导师则可带学生上临床，使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更完美的结合。任何制度在存在好处的同时免不了有弊端，这种管理体系也不可避免。如，每学期所增加的额外课程太多易导致学生学习压力过大，不堪重负；太过匆忙的学习生活让学生无法深入体会中医专业知识的内涵，只停留于知识的表面，尤其体现在对于中医经典知识的学习理解上；教育资源的倾斜引起同级学生的不满；重理论轻实践导致中医的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相脱节，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学术视野狭窄，缺乏良好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等等。
3、解决措施
明确定位不仅仅局限于湖南中医药大学，对于所有中医院校而言，首先是要对自己学校做出一个精准的定位。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何清湖教授指出，每个大学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定位———本科学制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本硕连读学制的目标是什么，本硕博学制的目标是什么。各个学制之间的目标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学校对各学制的培养方案进行调整，根据自己的学校条件来对学生因材施教，探索出属于各学制的独特的培养模式。
循序渐进在对中医拔尖人才的培养的过程中不可追求过快的速度，追求过快的速度只会导致质量的下降，正如金字塔需要将地基稳固，再一层一层往上累积一样，如果地基未垒好就往上添砖加瓦，看似牢固的金字塔实则岌岌可危。中医的学习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医基础理论就是地基，只有将基础理论掌握牢固了，才能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去追求更高阶的知识。因而要合理的安排学生的课程，一步一步地稳固知识。
注重经典中医经典是中医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部经典巨著，它们构建了中医药学的理论框架，涵盖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重要工具。甚者有，不读《伤寒》不知辨证，不读《金匮》不知病源的言论，经典作用可见一斑。但学生目前学的东西过于繁杂，不仅有经典，还有英语、各种西医教材，这样反而导致学生的中医根基不扎实，导致进入临床后茫然不知所措。因而，各大中医学校应立足于经典知识点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
加强临床任何一门医学都离不开临床实践，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发展从古发展至今，仍能在医学界中占有一席地位的原因就在于实际疗效。临床实践是中医学的理论根源，更是其发展的核心。中医对于疾病的治疗主要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论证。而现今的中医院校学生，往往被学业所累，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接触病人，更谈不上对病人进行辨证论治。学校应通过设置一些中医基本技能训练或者临床各科技能训练，将课堂从教室移至医院，从而让学生更多的接触临床，使理论知识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应用。
培养全面创新人才在生物医学模式下的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更多强调的是对知识的继承，却忽略了对知识的发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而目前社会需求的是全方面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全面创新人才，就需要学校加强人文科学和传统文化的教育，将中医学放置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中进行学习和研究，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同时，拓宽学生的学习知识面，诱导学生积极探索中医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多鼓励学生进行实验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探讨。具体来说，学校可通过提供更多的平台和资源供给学生开发创新思维，如建立名医工作室、以学生需要为主体的论坛，对实验室适当开放，多举行大学生创新能力竞赛，建立创新实验小组等措施，从而培养出博学而多才的中医拔尖人才。导师可对学生进行合理定位，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医学观，加强学生的医学道德教育建设。
4、展望
对中医学子而言，首先是要对中医保持浓厚的兴趣。一个人现在和将来要做的事情往往是由自己的兴趣来定向的，它可以奠定一个人事业的基础和进取的方向。同时它还能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有了这份兴趣，你才会更加自主学习。其次是要带着问题去学习。因为没有问题的学习是死学习，敢于存疑才会使学习更加进步。再者是要学习好三基教育———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中医是一门注重基础的学科，失去了基础的中医医生只能是庸医，基础都没学好的学生更谈不上是中医拔尖人才。最后要培养中医拔尖人才的中医思维，先学习好中医基础知识，再通过加强对中医经典的学习来强化自己的中医思维，从而更加深入的学习中医的精髓，为成为中医拔尖人才做好先决条件。总之，在中医药面临的形势愈发严峻的情况下，如何调整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高层次的中医拔尖人才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还需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中医学术传承论文范文 第4篇
摘要：中医内科学心衰病的提出是中医学合理适当地融入现代医学，是现代中医发展的结晶。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的“五诊十纲”理念弥补四诊八纲的局限，使中西医病证相对应，开创现代中医教学新思维与新方法，在心衰病的教学中尤为体现。本文将从五诊十纲提出的背景与在心衰病教学中的应用两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五诊十纲；中医内科学；心衰病；教学法
随着现代医学的突飞猛进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变化，如何改革中医内科学的教学，使现代医学与之无缝衔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力求培养出传承创新的专业人才是不断探索的话题。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在结合现代医学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中医“望、闻、问、切、查”五诊；再结合上古圣人“治未病”、“养生”和现代预防医学的思想，形成“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已未”十纲的诊治[1]，以四诊八纲为辨证基础，洋为中用，丰富了中医辨病辨证体系，拓宽中医内科学的教学思维模式。而心衰病是中医内科学新提出和规范的疾病，四诊八纲在心衰病的教学中难以概括全面，特别在病名上，容易与中医内科学上的喘证、水肿病等相混淆，导致病位不明确，治疗效果欠佳，将理化仪器检查与辨已病未病融入，更能体现现代中医辨病辨证的完整性与严谨性。
1“五诊”与“十纲”的提出顺应医学发展的趋势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诊断明确与否摆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中医对疾病的诊断单靠望闻问切四诊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对疾病诊断的要求，容易造成医疗的疏漏，在辨病明确的基础上辨证论治即“辨病为先，辨证为次”的现代中医临床思维模式[2]才是现代中医的`特色，例如恶性肿瘤辨病不明确，如何辨证也是徒劳。如何以传统四诊为支撑点，拓展中医诊断的新方法，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提出“望、闻、问、切、查”五诊，即运用现代医学的新技术来发扬中医，把西医学的体格检查与理化影像作为中医四诊辨病的延伸，如听诊器协助诊断咳嗽病，心电图协助诊断心悸病。国医大师干祖望教授提出150年前的中医诊断依据，只能依靠望、闻、问、切捕捉得来。现在有了条件，应该再加上一个检查的查诊，发展为五诊[3]。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准绳，是临床上广泛运用的基本辨证方法。而国医大师干祖望教授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探索，提倡阴阳为总纲，包含万事万物互相对立的两面，统帅寒热、表里、虚实六目，纲统领目而不是并列关系，“寒热、表里、虚实、标本、体用”为十纲[4]；夏克平学者以道家经典《老子》有无辨证观和《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为理论基础，认为八纲仅适用于有症状体征的已病，而健康、亚健康、潜病、前病、传变则属于未病之无证，辨证应先辨“有无”，“有无”为十纲辨证的纲领[5]；邓铁涛教授根据上工治未病的思想，结合中医养生与现代预防医学，提出阴阳为万物之纲纪，地位不可动摇，在表里、寒热、虚实辨证的基础上辨别已病与未病，极大地促进中医辨证论治的发展，为中医内科学的教学与临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2“五诊十纲”为心衰病教学中提供创新思维与方法
规范病名明确诊断心衰病是以心悸、气喘、肢体水肿为主症的一种病证。古籍虽有心衰病的相关论述，但鲜有提及心衰病病名。《素问逆调论》云“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云“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大部分医家通过四诊合参以“心水、心悸、喘证、支饮、水肿”等病名来描述心衰病。直至西晋王叔和《脉经》“心衰则伏，肝微则沉，故令脉伏而沉。”首次提出心衰病。而心悸、喘证、水肿等只是心衰病的一种主症，并不能系统概括心衰病，如心衰病是心系疾病的最终转归，而心悸病是心脏体用受损的表现；喘证以肺系疾病为主，水肿病关键在肾脏，关系其余四脏，气喘、水肿是心衰病的主症之一，不能混为一谈。在无法明确诊断情况下，五诊中的查诊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通过B型脑利钠肽、N-末端原脑利钠肽或者超声心电图协助四诊合参，便能排除鉴别诊断，准确辨病从而规范病名。拓宽病因便于理解心衰病病因，与外邪侵袭，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逸过度，年老久病，禀赋异常有关。如何理解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逸过度引起严重的心衰病，用中医理论阐释比较抽象，难以被学生接受，五诊十纲的引入使得病因浅显易懂。在未病方面，通过查诊发现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导致风湿热或者病毒引起的重症急性心肌炎，与外感风湿热、疫毒之邪侵袭而发病相符；饮食不节制易患高血压病和糖尿病，长期不控制导致高血压性心脏病、糖尿病性心脏病；吸烟、酗酒容易导致酒精性心肌病，与嗜食肥甘厚腻，损伤脾胃，痰热内蕴，痹阻心脉吻合；随着年龄的增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律失常、老年性心脏瓣膜病等几率也随之上升，契合年老久病，心肾亏虚，发为心衰；为求证禀赋异常的病因，可以运用基因检测手段筛选罹患某种心脏疾病的概率，如家族性扩张型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等。在已病方面，精神神经因素如过度紧张焦虑，与过度体力活动容易引发血流动力学变化，妊娠分娩加重心脏负荷而诱发心衰，与中医学的情志失调，劳逸过度不谋而合。辨别已未防病传变《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则求之，无则求之。虚则责之，实则责之。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所言“有”为已病，指有一定症状体征的显形病证；“无”为未病，指无症状体征的隐性病患。“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明确临床辨证要辨别已未[6]。心衰病已病辨证上病位以心为本，五脏相关；病性属本虚标实，气虚为主，兼夹阴虚、阳虚，标实有痰浊、血瘀、水饮；病情发展分为急性慢性。邓铁涛教授强调心衰病病机为“五脏皆致心衰，非独心也”，“本虚标实，以心阳亏虚为本，瘀血水停为标“，治疗上主张“阴阳分治，以温补阳气为上”，代表方为暖心方（红参、熟附子、薏苡仁、橘红）与养心方（生晒参、麦冬、法半夏、茯苓、三七）[7]。而未病辨证上包括两方面：一为对未病之个体的早期预防养生：对于先天禀赋异常的未病个体，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手段进行筛查，如扩张型心肌病、肥厚型心肌病等家族遗传病，同时进行良好生活方式如积极运动、健康饮食、控制烟酒、限盐与脂肪等的干预；对于亚健康的未病个体，可以通过气候、环境、饮食、运动、人体体质等方面进行调摄，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二为指导无症状体征之病体的用药调摄。心衰病是各种心脏疾病的最终转归和其他脏腑疾病的危重阶段，如冠心病、心脏瓣膜病、高血压病等，通过五诊中的“查”诊，如心电图、冠脉造影、超声心动图、血压计等辅助，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止向心衰病进展，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心衰病早期治疗方面，陈可冀院士认为，气虚血瘀型病人多见于心衰早期，病位主要在心肺，方宜用加味保元汤（人参、黄芪、甘草、肉桂、丹参、川芎、赤芍等）[8]。四诊八纲是中医辨病辨证的基础，核心地位不可动摇。在望闻问切中加入查诊，在八纲中引入已未，绝不是中医西化，而是在继承发扬传统中医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的发展，利用现代医学为中医学服务，互辅互补，相得益彰，促进中西医医学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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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立志.陈可冀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经验[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4）：136-138.
中医学术传承论文范文 第5篇
【摘要】
中医养生思想源远流长，自古有之，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养生方法，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
【关键词】
中医;养生;伦理
中医养生思想源远流长，自古有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医养生思想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
1中医养生的伦理意蕴
中医养生的内涵所谓“生”，是指生命、生存、生长之意;所谓养，即保养、调养、补养之意。养生一词，源出自《管子》，乃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养生就是根据生命的发展规律，讲求天人之和，注重四时之变，保持阴阳平衡，实现培养生机、健康精神、延年益寿的目的，从而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达到“治未病”的境界。
养生是为了个人的健康和长寿，但健康和长寿从来就不单单是人体本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养生不能仅仅囿于人体生物模式之下，其与外在客观条件密不可分。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养生理论就认识到了自然环境与健康长寿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吕氏春秋》中论述了水质与健康的关系：“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与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与伛人。”[1]《黄帝内经》则提出了地理环境与健康长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认为优美的环境、适宜的水土有利于人的健康和长寿。中国先哲还认识到了健康长寿与先天遗传有着密切的关联：“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2]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养生学作为极具生命活力的古老学科，注重客观因素在健康长寿中的作用并不是它的最大特点。事实上，中国养生学所关注的重点完全是如何在已然的客观条件中去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节约、慎用生命的能量，以达到祛病延年的养生目的。明代张景岳认为“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斫削者夭者更夭”，“后天之弱者常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也就是说一方面先天遗传与健康的关系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更为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养”。
中医养生的特征与现代西方医学不同的是，西医强调“与疾病做斗争”，即用化学方法对人体的干预、对疾病的斗争和除恶务尽的态度，其前提是疾病出现器质性病变。而事实上，人体在出现器质性病变之前，在能量层面已经表现出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功能性失调。现代医学对器质性病变之前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中医养生着眼于“知未病”和“治未病”，其特征是它对生命和健康秉承着顺应自然的信念、阴阳调和的态度以及过犹不及的中庸观。
顺应自然的信念道家认为顺天者寿。违背自然和生命的天性是人健康长寿的第一大敌人。《吕氏春秋重己》闪耀着顺应自然的思想光辉，大凡生命长久都是顺应它的天性的缘故。使生命不顺的东西是人的欲望，所以圣人一定首先节制欲望，使之适度。房屋大了，阴气就多了;台子高了，阳气就盛了。阴气多就会得腿脚行走不便的毛病。阳气盛就会得肌肉萎缩活动困难的疾患。这是阴阳不适度带来的疾病。因此，古代帝王不住大房，不筑高台，饮食不求丰盛珍异，衣服不求过厚过暖。衣服过厚过暖脉理就会闭结，脉理闭结气血就会不通畅。饮食丰盛珍异胃就会过满，胃过满胸腹就会闷胀，胸腹闷胀气就会不通畅。可见，实现健康长寿的路径只能是“道法自然”，而不是“我行我素”，这是已经证实了的人类生存之道的千年智慧和唯一正确的道路。
阴阳调和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阴阳是宇宙中两个最基本的关系。阴阳和谐是万事万物和谐的根本，若根本不和谐，则什么都谈不上和谐了。故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说明万物、人事皆以阴阳和谐为存在的条件。所以说阴阳和谐是根本之道，是客观规律。阴阳和谐论影响了中医对健康的看法，如果人体是阴阳和谐的，那就是健康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4]判断人体健康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阴阳是否处于一种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阴阳平衡便是阴阳双方在消长和转化的过程中，双方谁都既不太过也不太衰，呈现出的一种和谐的状态。这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正常状态。在中医看来，所有的疾病都可以看作阴阳关系出现了不协调，所以对待疾病的态度应该是调和阴阳而非“与疾病做斗争”。
过犹不及的中庸观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和最完美的体现，它的生命观、健康观、治疗观等，都是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具体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最精彩表述。
中庸观反对“过”和“不及”，认为“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因为物极必反也。司马迁在《史记田叔列传》中指出物极必反是宇宙之道，“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乃天地之常也。《吕氏春秋重己》曾论述到：从前，先辈圣王修建庭廊园池，只要能够游目眺望、活动身体就可以了了;兴造宫室台榭，只要能够避免干燥和潮湿就可以了;制做车马衣裘，只要能够安身暖体就可以了;备置饭菜酒浆，只要能够适口充饥就可以了;创作音乐歌舞，只要能够娱情养性就可以了。……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并不是喜好节俭，厌恶奢靡，而是要使身心得到适当的调节。不一味地放纵，无过无不及是养生的一个最高境界，也是养生的基本理念。
2中医养生的伦理定位
贵生养生思想根植于道家的贵生思想，只有贵生，才能养生。养生亦即贵生贱物、重生轻物。也就是说生命本身是最可宝贵的，贵于生命之外的东西，即一个人不可以用生命去博取身外之物，诸如功名、利禄、道义和理想等。因为生命高于一切，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故“死王乐为生鼠”也。一个人如果贵生轻物，那么即使失去了所有的身外之物，得到的却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健康和长寿。如果一个人贵物轻身，那么即使他得到了所有的身外之物，却可能失去生命。会有谁愿意杀身以易衣，断首以易冠呢？《吕氏春秋重己》有云：“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所以，“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5]
隋唐时期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撰写了《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起因就是他认为“人命至重，贵比千金”。在贵生的基础上，人们才会去学习养生。养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生命的量，也就是如何延长寿命。其次就是追求生命的质，也就是身心健康，要活得好，活得精彩。
重养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舒适和方便毋庸赘言，但同时也带来了疾病的施虐。也就是说经济和技术并不必然带来健康和长寿，“夫道者年皆百岁。”意思是懂得养生之道的人才能健康长寿。一个“养”字，既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之道，更是获得健康长寿最基本与最巧妙的关键技术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伦理文化，强调修身养性，甚至把“学道”和“养生”看作“一串事”。
首先，重视养德。在中国，不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自古就非常强调道德修养对人的健康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在《庄子》中有“德全而神不亏”的思想;《黄帝内经》继承了道家的思想，认为人的健康长寿和道德相关。孙思邈更是发扬了这个观点，认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不能延寿”。
仁者指博爱济众，乐善好施的美好人格形象。“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宁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6]。儒家甚至把“养德”看作“养生之根”。“善养生者，当以德行为主，而以调养为佐”。
其次，重视养心。中医认为，心乃“君主之官”，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中医养生强调“重在养心”，养心的核心，就是让心态平和，清心寡欲，减少各种欲望，让气血按正常的规律运行。如果杂念重生，心神动荡不安，就会消耗大量能量;常保持心理平衡的人五脏调顺，气血匀和，阴平阳秘，所以能健康长寿。心理安宁，身体才能健康，才能长寿。
当今世界，利益至上，当思太白先生的“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境界，才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7]
中医学术传承论文范文 第6篇
科学认识及对待中医学论文
科学认识及对待中医学论文【1】
摘要：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经典关于人的疾病的认知及“治未病-以人为本”的理论符合医学发展的方向。
促进中医药“治未病”的现代新发展，需要中医药科教结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并重，为现代人提供中医药专业全面、优质的服务。
关键词：中医;治未病;科教结合
1中医关于人“不病―治未病”的认知是科学的
天地人合一――“不病―已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 中医医人人不是单个的抽象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中医认为天地人合一，人与天地相通，“不病―已病”受天地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1]。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1]。
中医认为人体本身又是一个严密的自组织系统，依靠人自身的机能调节，很多疾病可以自愈。
如“六经调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也”[1]。
因此，在思考天地与人(不病―已病)的关系的时候，中医认为人要顺应天地自然，“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神明之府也。
治病必求于本”[1]，“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1]。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1];在思考人与“病”的关系的时候，主张维护身体经脉功能正常，控制病情，人要把身体功能调节放在首位，扶正祛邪，“以平为期”。
中医学是一门“天地相参，强调整体，以人为本”的医学。
在整体医学的不同分工中，“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3]。
“病”是一个可知可控的过程，人具有主观能动作用(1)过程是可知的：中医认为，这个“认知”很重要，只有把握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过程的细微信息，加予及时的控制，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但是，病之始生，极微极精。
“不形见于外，故俱不能见也。
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曰冥冥，若神仿佛”[1]。
“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1]。
古代科技工程发展的水平有限，对事物的认知主要依靠人的观察。
“睹其色，察其目以知其散复者，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1]。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1]。
“望而知之者谓之神”[2]。
“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1]。
对实证的反复考察验证，一方面，造就了扁鹊等一批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神医，他们通过“观言察色”就可以知道病之所在;另一方面，发展了中医的人相学和中医司外揣内的认知方法。
“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1]。
没有其他科技手段(如仪器)的支撑，想成为名中医确实不容易。
因为人体三部九候阴阳调与不调相互影响，关系要素复杂，所以，中医同时特别强调临床实证回顾性的对照研究，“法于往古，验于来今，观于窈冥，通于无穷。
粗工所不见，良工之所贵”[1]。
(2)过程是可控的①“治未病”，从病人的“知行”控制开始。
“凡诊者，必知始终，有知余绪”[1]。
当今社会，人与人关系疏远，医学服务模式也不便于医生对人病初起症状的诊察，待病人求医，病已深重，故“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1]。
中医认为“治未病”必须以病人为本，病人是控制病情的第一主体。
②“治未病”，看医工的“知行”控制水平。
中医将“治未病”的技能作为划分医工水平的标准。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3]。
“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
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1]。
“病之始生也，极微极精，必先入结于皮肤。
今良工皆曰病成”[1];“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工常先见之，…是故工之所以异也”[1];“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1]。
“上工，刺其未生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1]“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实脾，则肝自愈”[4]。
“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2]。
因此，“治未病”就是要知微见著，“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5]，做足做好“防微杜渐”的干预措施，使相关的“未病之地”不受已病之邪气所伤，取得“同治”的疗效。
而不是“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1]。
综上所述，“治未病”包含了医生对病人“早治”和病人对医生“治已病与已病防变”双管齐下、预防“重病”的互动要求。
所以，中医学又是一门“全人”治未病的医学。
“不病―治未病”是人之所“同”，是广大的社会需求“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1]。
“不病”，百姓既不需要医药消费，劳作与生活的质量水平也较高，为人之所求。
“已病”，病人身心、经济等负担加重，甚至无药可救，“病成，名曰逆，则针石不能治，良药不能及也”[1]。
“病久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1]。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3]。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1]!中医先辈深明此理，因此，为了满足百姓的“全形之欲”而特别重视研究“不病―已病”过程(未病)的中医控制。
2中医药“治未病”简便验廉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健康教育知行调节中医认为七情等精神因素对疾病的形成与转化具有较大影响，“清静则志意治”[1]，“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1]。
“清静则肉膝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1]。
“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
…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神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1]。
因此，中医“治未病”尤其注重人作为主体的精神与行为调节。
“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1]。
“喜养性者，治未病之病。
…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3]同时，也非常重视常人的健康教育，“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1]，教他们学习圣人的养生保健技术，及时避开“虚邪贼风”的外来袭击，通过“恬淡虚无”等自主行为，调节身体的内在环境，使之和谐(真气适而从之，精神留守于内，病无从产生)。
将中医养生保健的理论与技术纳入到中医药社区文化教育等活动之中，最大限度地为现代人服务是当前中医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保健康复药食同源中医认为，科学的药膳可以保健和促进疾病康复。
多年前的《周礼》中已有食医的记载，而《黄帝内经》、《神农本草》、《食疗本草》、《饮膳正要》等也都有相关的研究。
“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1]。
“精不足者，补之以味”[1]。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1]。
重视药食同源，体现了中医对百姓利益的关怀。
中医药食养食疗理论及产业化研究，应该把走进百姓的健康生活放在重要位置，与相关生产、消费的需求和利益相结合。
技术创新以人为本“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必明为之法，……先立针经”[1]。
百姓生病，精神和经济负担较重，考虑到这一点，作为百姓之“父母”、“医国”之君的黄帝，希望医工直接使用简便适宜的“微针”技术，代替“药石”来医治病人，相对减轻病人负担。
同时，为保障中医“微针”理论与技术持续发展的利益，黄帝提出必须“立针经”，进行规范建设。
但是，以减轻百姓医药环节费用负担为目的，提高医疗服务社会效益的中医“微针”技术创新改革，病人要享受到它的成果，关键还在于医工的水平。
因为，“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
…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
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1]。
综合干预辨证施药“西方者，……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1]。
“毒药攻邪”[1]。
药物疗法也是中医主要的诊疗技术之一，但中医并不主张滥用药物，伤人正气，而是根据世道变化发展与人的实际需要，辨证施药。
“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
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馄石、针灸治其外也”[1]。
为何?当今之世，风云变幻，气候失常与人精神心理失衡交织，内科奇难杂症增多。
“乱世用重典”，即使这样，“毒药”也只是对付这些重大疾病的其中一个武器，“故圣人杂合而治，各得其所宜”[1]。
“疾虽久，犹可毕也。
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1]。
